懵懂记得，我爬到家里那个杌子上，用两只小手撑着身子，耷拉着两条腿，看着缝纫机前的母亲用右手一转机器上的小轮子，两脚随着踏板前后一上一下摇摆，针头带着一滚子丝线快速地起起落落，跟着发出咔哒哒的机轮声，是那么的美妙神奇。“叮铃铃”，父亲骑着大轮自行车，下班回家了，我“补登”从杌子上跳下，跑到门外，冲向刚从自行车上跨下来的父亲。“铛、铛、铛……”，此时悬挂在屋子正中的挂钟一声声响起。解放牌缝纫机，大金鹿牌自行车，北极星牌挂钟，这三样可是当时我和小伙伴们，拿来吹嘘的最为厚实的资本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缝纫机搬了几次家不见了，自行车早就去废品站了，唯独那个挂钟，父母亲还一直挂在老家屋里的东墙上。

七八十年代，这挂钟在当时的村子里，是值得炫耀的一份嫁妆。也是我和哥哥小时候，最喜欢的物件。它既能告诉我们时间，又能带给我儿时不一样的欢乐。平时哥哥会踩在小杌子上，去拨弄那钟表，教我认时间。挂钟有一个特点，越走越慢，原因是发条作为动力来源，需要人工来上弦，大约半月一次，上满弦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逐渐变慢，直到停止。这样，我和哥哥时常会关注着时间的变化，让父亲来调整，听着父亲“吱吱……”拧动发条的响声，我们会在一边数着“一圈、两圈……”，直到父亲把挂钟的门闭上，还有一点余味未消的感觉。

爷爷坐在院子里用木柴生火，坐在马扎上，欠身探头，将烟锅伸到火苗上，猛吸两口。咕嘟、咕嘟，燎壶的水沸了，沏一壶大叶子茶。收音机里单田芳大师的《三侠五义》说得兴起，时而抑扬顿挫，时而油腔滑调，爷爷听得有味。可此时我一直紧张地等待着收音机的时间播报，我觉得自己有对表的义务，父亲下班回来，我会拿这个“请功”，而父亲总会抽出时间，耐心地把表拨准。

再以后，黑白电视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我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，观看完那仅有的一段儿童节目，静静地等着新闻联播开始前荧屏上出现的整点报时，再回过头看看挂钟，提醒父亲是否该调表了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调表的“重任”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和哥哥身上。上初中时，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块石英手表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总是有意无意的对照一下挂钟，是否又跑慢了。

工作了，成家了，买房了，更忙了，回老家次数少了。每次回去，总会看到那挂钟，还在那静静地摆着。无意识的，我也会摸出手机，对表，时间都还一样呢？！是的，父亲会默默地关心着挂钟，跑慢了，会帮它追上。

经济发展了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笨重的“钟表们”，也在逐步地退出我们的生活，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生活。新的电子产品固然实用，但是我们的父母是否能够适应呢，他们已习惯了这些“古董”们的陪伴，习惯了多年来的起居生活，它们承载着老年人一抹抹美好的记忆，既寄托了情思，又和谐了家庭，同时见证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。